《呐喊—自序》
“所谓回忆者，虽说可以使人欢欣，有时也不免使人寂寞，使精神的丝缕还牵着已逝的寂寞的时光，又有什么意味呢，而我偏苦于不能全忘却，这不能全忘的一部分，到现在便成了《呐喊》的来由。”
鲁迅回忆了自己是为什么学医，又是为什么弃医从文的。因为父亲久病，鲁迅年青时四年多来听从名医给父亲置办各种奇特的药引，父亲却日重一日…他悟出中医不过是骗子，赴日学医去了。在留学时期看战事电影的砍/头，周围中国人表现出十分麻木的神情，他认识到了：
“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，凡是愚弱的国民，即使体格如何健全，如何茁壮，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，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。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，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，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，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，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。”
于是走上了弃医从文的路，办了《新生》的杂志，却以失败告终。
“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，是自此以后的事。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；后来想，凡有一人的主张，得了赞和，是促其前进的，得了反对，是促其奋斗的，独有叫喊于生人中，而生人并无反应，既非赞同，也无反对，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，无可措手的了，这是怎样的悲哀呵，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。
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，如大毒蛇，缠住了我的灵魂了。
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，却也并不愤懑，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，看见自己了：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。”
我认为，鲁迅的寂寞在于他发声呐喊了，却无人回应。他发出自己的主张，就好像把石子投到水中去了，却惊不起一丝波澜。没有人注意，也没有人听到。让他感觉到寂寞悲哀。
后来，正在办《青年杂志》的钱玄同这个老朋友提议他“做点文章”。鲁迅也能体会到他们如今的心情，那时还没人赞同没人反对，感同身受地想他们许是寂寞了，但是说：
“假如一间铁屋子，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，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，不久都要闷死了，然而是从昏睡人死灭，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。现在你大嚷起来，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，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？”
“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，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。”
是的，我虽然自有我的确信，然而说到希望，却是不能抹杀的，因为希望是在于将来，决不能以我之必无的证明，来折服了他之所谓可有，于是我终于答应他也做文章了，这便是最初的一篇《狂人日记》。从此以后，便一发而不可收，每写些小说模样的文章，以敷衍朋友们的嘱托，积久就有了十余篇。在我自己，本以为现在是已经并非一个切迫而不能已于言的人了，但或者也还未能忘怀于当日自己的寂寞的悲哀罢，所以有时候仍不免呐喊几声，聊以慰藉那在寂寞里奔驰的猛士，使他不惮于前驱。至于我的喊声是勇猛或是悲哀，是可憎或是可笑，那倒是不暇顾及的；但既然是呐喊，则当然须听将令的了，所以我往往不恤用了曲笔，在《药》的瑜儿的坟上平空添上一个花环，在《明天》里也不叙单四嫂子竟没有做到看见儿子的梦，因为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。至于自己，却也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，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年青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。
铁屋子就象征着封建制度的牢笼，人们置身其中已经麻木了，感受不到任何的悲哀。只要有人呐喊，把人们喊醒，把人们喊去毁坏掉这铁屋子，把所有人解放。
《吴中杰评点鲁迅小说》：
“生活中很多道理是一帆风顺的幸运儿所不能理解的。所以困顿和挫折也并非完全是坏事，它可以使人增加对生活的理解力，培养人的坚毅力。这也是为什么经历磨难的人能成大事，而公子哥儿则容易成为败家子的缘故。”
“新的天地，都是走异路创造出来的。幸亏鲁迅决定走异路，这才于子曰诗云之外接触到许多新知识、新学问。”
“世上多庸医，庸医靠骗人为生，误了多少病家。鲁迅有丧亲之痛，故在维新思潮中有此偏激之言，亦情理中事。”
“正因为鲁迅是从救国救民出发来从事文艺运动，所以他视点甚高，思想深邃，作品有深厚的思想力量，不是那种唯上、唯风、唯名、唯利，或者是玩文学者所可比肩的。”
“先觉者的主张，往往不为周围的人们所理解，这是寂寞的根源，也正是改革者的悲哀之处。正因为有这样的人生体验，才能写出《药》的悲剧来。”
“鲁迅在《娜拉走后怎样》里说：人生最痛苦的梦醒了无路可以走。做梦的人是幸福的；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，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。此语可与铁屋子的比喻相印证。非有过沉痛的教训者，不能出此语也。”
“作为一个先行者，当初的思想不为世人所理解，所以他的主张既无人反对，也无人赞成，使他如置身于毫无边际的荒原之中，无可措手，感到悲哀，感到寂寞。他把中国比作一间决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铁屋子，说与其叫醒几个较为清醒的人使他们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，还不如让大家从昏睡进入死灭的为好。虽然后来经过老同学钱玄同的劝驾，他还是起来呐喊了。但铁屋子的比喻，也说明鲁迅对在中国进行改革的艰巨性和唤醒民众之不易，是深有认识的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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